吳必虎

國際旅游學會創會主席

中國旅游協會地學旅游分會會長

謝謝主持人。非常榮幸今天能以雙重身份與各位交流。首先，作為中國旅游協會地學旅游分會的會長，我謹代表會議主辦方之一，向各位的到來表示誠摯的歡迎。其次，我也很榮幸作為本次大會的主旨演講人，分享一些我對宜昌旅游發展的觀察與思考。

近幾年，我參與了宜昌城市旅游規劃的相關研究工作，對這座城市積累了較深的理解。同時，我也實地考察過不少國內外著名的峽谷與峽灣景區，比如新西蘭南島、挪威峽灣和科羅拉多大峽谷。不過東非大裂谷我還未曾到訪，非常希望藉此次大會建立聯系，未來能有機會前去學習。

我的發言內容，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已經了解到，近期我主要致力于公益事業，也因此對地方文化書寫有了更多的關注與思考。三峽，在人類的歷史與地理版圖中，是少數幾個令人過目不忘、并極易引發深刻共鳴的區域。它既象征著壯美與興奮，也伴隨著危險、挑戰、痛苦乃至死亡。在過去的歲月中，穿越三峽往往意味著生死未卜的旅程，每一次航行都是一次對生命極限的考驗。

從陸游的《入蜀記》等大量詩詞歌賦中，我們可以從“地方書寫”的視角，窺見峽區旅游另一個深層的文化側面。眾所周知，無論是大峽谷、峽谷還是峽灣，它們在地貌形態上具有某些共性。盡管峽灣主要由冰川切割形成，而峽谷和大峽谷則多由流水侵蝕造就，但對游客而言，不論其地質成因如何，直觀所見的往往是陡立的峭壁、險峻的山勢，以及多數情況下貫穿其中的水體。即使如美國的某些干峽谷，也并非完全沒有水，而是屬于季節性河流，只是大部分時間水流隱匿不見。因此，由流水侵蝕主導形成的這類目的地，在景觀體驗上具備共同的吸引力。正是基于這一特點，我們提出了“峽谷旅游”這一概念，也可稱為GCF Tourism（Grand Canyon-Fjord Tourism）。

通過此次宜昌與中國旅游協會地學旅游分會的合作，我們希望能夠推動“GCF Tourism”這一概念逐漸走入全球大學旅游系的教材之中。許多旅游領域的專業術語都是在近二十年間新出現的。有些概念之所以需要被創造出來，正是因為我們過去并未將它們系統地整合在一起進行闡述。

基于此次大會以及前期聯盟構建的初步成果——盡管在國際組織注冊程序上，包括中國及部分歐洲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地，流程仍較為復雜，因此我們尚未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峽區旅游聯盟”——但我們始終鼓勵宜昌堅定地在這方面發揮引領作用，持續推動相關工作。這對提升宜昌的國際品牌形象，將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在巨大垂直空間中展開的探索，本身便是一種壯闊而深刻的旅程。將這類人類共同感知的體驗，轉化為具有代表性的旅游產品、目的地和服務，形成一個新的類型，我認為這不僅具有堅實的科學基礎，也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

接下來，如果宜昌不積極把握這一機遇，我相信重慶會率先行動。在中國，一件事若有一個地方遲疑，其競爭對手往往就會迅速推進。因此，如果我們不積極推動“峽區旅游”這一概念，Karl教授回到歐洲后，也很可能率先將其落地。這事實上是一個屬于全人類的共同話題。我們應當共同攜手，將峽灣、峽谷、大峽谷這三種地貌形態整合起來，搭建一個國際性的交流平臺。在相互協作、共同保護的前提下推進旅游業發展，這也正是我們本次會議主題的核心意義所在。

正因為這一概念是由我本人提出的，其背后依托的是對全球大量景區的實地考察，同時也與我的學術背景密切相關。我的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地貌學與第四紀地質學，也就是說，我所受的學術訓練始終圍繞著“地球為何呈現當前形態”“峽谷又是如何形成”這類問題展開。當然，在中國，諸如中國地質大學（北京與武漢）的許多學者——比如李江敏老師等——在這一領域顯然更為專業。相較之下，我們從事經濟與地理研究的，在這些更深層次的地質機制上仍存在認知局限。

總體而言，峽區是一個極具意味的話題。我們可以思考：為何古代詩人行至某些地方便情不自禁欲賦詩篇，而在另一些地方卻無從下筆？大抵是因為，人往往在極度興奮或極度痛苦這兩種狀態下最易產生詩情。而峽區，正是能夠強烈觸發這類情感體驗的典型環境。

我曾經有一個學生做過情感地理學研究，他研究的結論是，在唐代，最易激發詩人創作熱情的地點主要有兩個。其一是長安。在這里，如李白這般才華橫溢卻難以進入政治體系的文人，若得高官或名士薦舉，尚有機會施展抱負。然而現實往往是無人愿意為他書寫那封推薦信。后來，正因他的詩名極高，終得皇帝賞識召入宮廷——這種從邊緣到中心的躍遷，使長安成為一個極易令人產生興奮與希望的地方。

另一個極易引發詩情的地方是瀟湘地區，但那里激發的更多是一種“悲傷”的情感。因為在中原士人眼中，被派遣至兩湖、兩廣乃至湘桂交界之處，往往意味著貶謫流放。正如蘇軾，先被貶至湖北，又輾轉至廣東，已然艱苦，最終再貶至海南儋州，可謂歷盡磨難。他之所以能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不僅依靠豁達的胸襟，也與其卓越的身體適應能力密切相關。中原人南下，常因難以適應南方“瘴氣”——亦即在地微生物環境與病原體——而喪生，他們的免疫系統往往無法有效應對陌生的菌群與病毒。

而蘇軾的偉大，不僅體現在文學與精神層面，也表現在他異常強大的生理適應力。他一次次在貶謫中存活，恰恰反映出他身體素質極佳、生命力頑強。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極端困境中依然創作出無數動人的詩篇。

三峽在古代恰如瀟湘一類地域，是文人被發配或者是行旅中必須冒險穿越的壯絕之地，因而格外容易激發詩情。這也正是為何以三峽為題材的詩歌如此豐富，幾乎不可計數。若追溯其源，從屈原便已開始——盡管我相信，在屈原之前或許已有更多詩人書寫三峽，只是名聲未顯，作品未能傳世。

自《楚辭》《九歌》《高唐賦》，再到李白、三蘇——蘇軾、蘇轍、蘇洵等，無數文豪在此留下瑰麗篇章。若論世界上究竟哪一個峽谷最為出眾，從規模與體量上看，我們或許不及科羅拉多。但我們可以滿懷自信地說：科羅拉多絕沒有如此浩瀚的詩歌傳統。即便有詩，也多是近兩百年之作；而我們，早在兩千年前就已歌詠不休，并且這些詩章，至今仍在傳誦。

我個人并不傾向于強調“兩壩一峽”的提法。盡管兩大壩工程確實代表了人類工程的偉大成就，但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也對自然生態造成了一定的干擾與改變。在做宜昌相關規劃時，我特別主張應突出“一峽兩壩”，并以“峽”為核心。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高峽出平湖”，平湖的出現固然壯闊，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峽谷原本險峻動人的自然形態——景觀趨于平緩，也就失去了許多原始的感染力。

因此，如今我們所看到的三峽，與在大壩合攏之前的面貌已有顯著不同。有時候我不禁想象，若是李白、杜甫重游今日三峽，是否還能寫出那般動人的詩篇？我們之所以仍深深懷念從前的三峽，實則是對農耕文明時期人與自然直接對話的一種眷戀，那一份直面天地、敬畏山河的情感，在今日已顯得尤為珍貴。

回歸到三峽地區的地方文化書寫，我曾向湖北省方面，無論是宜昌還是武漢，提出建議：希望地方政府能提供一處場所，最好位于市中心并屬于文物保護單位，用于建立一座以長江為主題的文獻收藏館，可命名為“長江游歷圖書館”。事實上，武夷山已經采取了類似舉措——我們此前就在那里成功建立了“萬里茶道”文獻收藏與展示體系。這一模式同樣適用于長江文化的整合與傳承。

我相信在長江邊上，未來在武漢或者在宜昌、重慶、蕪湖一定會出現地方政府愿意拿房子，當地老百姓愿意捐贈，共同將全世界關于長江的文獻匯聚一處，建立起一座真正意義上的“長江游歷圖書館”。這樣的地方性文化實踐，不僅將極大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與品牌競爭力，更與國家當前推動的“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理念深度契合。事實上，沿江諸多城市都在積極參與這一文化戰略，但唯有真正建成此類文獻高地的那座城市，才能稱為長江文明的精神核心與信仰中心。它所承載的，不僅是書籍與知識，更是人對自然的敬畏、對歷史的認知，以及一種深厚而永恒的文化價值。這座圖書館，將成為測量我們與自然、與傳統之間距離的精神標尺。

尤其當我們談論長江，特別是三峽這一段的文化表達，其書寫傳統可追溯至酈道元《水經注》，并延續于《川船記》《平灘紀略》《蜀江指掌》等諸多典籍。這類地方書寫不僅體現于詩詞游記，更融入了可吟可唱的聲音記憶。比如“川江號子”，那是一種一旦入耳便令人血液奔涌的聲響。在從前，拉纖的船工往往赤身裸體。因纖道忽而盤山、忽而涉水，加上長江流域夏季悶熱潮濕，穿衣而行反而滯重難受。于是他們索性褪去衣衫，以赤裸的身體與自然相融。當我們目睹裸身的纖夫躬身拉拽沉重船只逆流前行，那已不僅是勞動的場面，更是人類與自然最原始、最直接的對話——人成為自然的一部分，毫無隔閡。不必以禮教之見苛責衣著與否，正是在這樣的真實環境下，他們所創造的號子，才迸發出我認為人間最本真、最震撼的音樂。

然而，如今的纖道與船工號子，已隨著現代交通的發展逐漸隱匿于歷史的長河。但我們仍希望通過旅行記錄與旅游體驗的方式，將這份記憶重新喚醒。近期，我正與宜昌負責文旅的同志積極溝通，提議逐步恢復部分纖道遺跡，打造沉浸式的文化體驗線路。讓來到宜昌的中外游客——無論是來自意大利、東非，還是奧地利的朋友——都可以換上短褲，親身嘗試拉纖而行。試過一次，必將終身難忘；這樣的體驗，本身就具有無可替代的文化感染力。

因此，這種基于長江的書寫、體驗與沿途記錄，不僅屬于我們，也屬于世界。歷史上，不少外國友人也曾在此留下珍貴的觀察與筆墨，比如Little夫婦就曾多次撰文記述，還有眾多傳教士、外交人員的文獻。值得一提的是，英國駐宜昌總領事館舊址的建筑最近也在修繕與展示之中，它正是這一段跨文化記憶的實物見證。

像陸游所著的《入蜀記》，記錄了他從長江三角洲一路行至四川成都的全程經歷，內容極為詳實。再如范成大的《吳船錄》，也以其細膩的筆觸著稱——范成大是蘇州人，他的行記同樣系統而豐富。

我注意到，不少來自美國、歐洲的博士和漢學家，都對陸游與范成大的這兩部作品抱有深厚的學術興趣，并以此為基礎完成了多篇博士論文。甚至馬來西亞也有博士生專門研究他們的游記。這些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學史范疇，還廣泛涉及交通史、旅游史、地方文化以及其中的社會交往網絡，體現出跨學科、跨文化的學術價值。

哈佛大學的中國歷史人物傳記數據庫，隸屬于其數字人文中心。北京大學與該項目已開展多年合作，每年都會派遣博士生參與研究。其中，我指導的一位博士生系統梳理了明代文人文集中所涉及的地方書寫，并構建了相應的文本體系，游歷記錄正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體而言，這方面積累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極為豐富。然而，即便是不少高校教師，甚至沿江地區的文旅負責人，都未必充分了解這一寶貴的學術資源，普通游客更是難以接觸。如今，大家往往更青睞現代性的體驗內容，但這類項目其實許多國家都可以打造。而我們真正獨特、無可替代的，恰恰是這些深厚的歷史文本與文化層積——它們才是構成長江文明獨特魅力的核心所在。

確實，古代的文化積淀一旦消逝便難以重現，這也正是我們極力呼吁重視和挖掘如明代《蜀游草》這類文獻的原因。請允許我稍作補充：王士性是中國古代最杰出的兩位旅游地理學家之一——首位廣為人知的是徐霞客，第二位則當屬王士性。值得一提的是，王士性不僅是一位文人，還考取了進士、步入仕途。在當時的制度環境下，他得以借助公務差旅之便廣泛游歷各地，因而積累了豐富的見聞與記述，撰寫了多部極具價值的地理游志著作。

清代王士禎亦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學者，其所著的《蜀道驛程記》細致記錄了當時的交通路線、驛站制度及接待業狀況，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此外，陶澍所撰《蜀輶日記》同樣內容詳實，為后世研究地方歷史與旅行文化提供了重要參考。可以說，在晚清以前，關于長江流域的系統性書寫幾乎全部出自中國學者之手。元代及明代時，雖有如馬可·波羅這樣的西方旅行家，但其行跡并未深入長江三峽地區。然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西方人的記錄逐漸增多，例如一些英語著作中就對湖北境內的水道情況進行了相當詳細的測繪與記述。

地方游歷記錄往往呈現出一種鮮明的視角差異：對本地人而言，三峽的奇峻山水可能早已司空見慣，甚至因其帶來的生計困難——如耕地匱乏、交通阻隔、柑橘難以外運——而被視為一種痛苦的根源。盡管物產豐富，卻因地理條件所限難以發展，當地人甚至對此地形抱有怨念。

然而在外來者眼中，尤其是首次見到三峽的旅行者，這樣的地貌卻極易引發震撼與好奇。因此，“地方書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旅行者完成的。正因為本地人容易陷入審美疲勞，對周遭環境習以為常，而外來者——尤其是外國旅行者——卻常懷探求之心，以新鮮的目光捕捉一切差異與細節。

一個類似的例子是明代大運河：盡管沿途文人眾多，卻幾乎無人系統書寫運河的日常景象。反而是一位名叫崔溥的韓國人，因遭遇臺風漂流至寧波、臺州一帶，后被當地官員護送進京。他沿途將大運河的所見所聞逐一記錄，只因為一切于他皆為初次，一切都值得銘記。

英國軍人布萊基斯頓在其著作《江行五月》中，記錄了長江流域的地理與人文風貌；日本外交官竹添進一郎則通過《棧云峽雨日記》，寫下了30余首與三峽有關的漢詩，其游歷記錄成為日本國內流傳最廣的漢文體中國游記。此外，如英國植物學家威爾遜、英國旅行家伯德以及美國旅行家蓋洛等眾多外國旅行家、學者和探險家，也紛紛從各自的視角對中國——尤其是長江地區——進行了大量詳實的觀察與書寫。他們的著作，不僅豐富了“地方書寫”的跨國文本譜系，也為中國自然與文化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外部視角與跨文化印證。

在目的地建設方面，我不打算過多展開。我們此次重點提出了一項新概念，并建議宜昌以逐年推進的方式，持續舉辦“峽區論壇”、推動“峽區旅游聯盟”的成立與發展。經過前期初步溝通，我們有一個明確的愿景：希望羅局長、崔市長，以及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能夠共同支持，將“峽區旅游”這一概念提升為國際性的品牌組織，并以宜昌為總部基地，系統推進其建設與推廣。

另一方面，我們也具備非常優越的基礎條件，包括豐富的文化資源、現有的峽區體驗產品、多處可塑造的場景空間，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賦能。至于“長江游歷圖書館”的選址，我認為宜昌具備良好的落地條件，武漢也是一個可選之地。沿江城市之間存在競爭，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更應主動推進、把握先機。

最后，我想簡要談一個與近期觀察相關的話題。各位可能注意到，我有一個名為“虎說八道”的微信公眾號，主要圍繞各類政策議題展開探討。最近我發布的兩篇文章，分別關注了兩個現實問題：其一，當前地圖審查過于嚴格，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學術出版——許多出版社和期刊因審核風險，甚至要求作者在論文中刪除地圖內容；其二，關于基本農田保護紅線的問題。我認為，在中國人口出現下降、耕地壓力減緩的背景下，以往高速城市化階段對農田的占用壓力已基本結束。相反，眼下更突出的現象是大量農田被閑置，農民返鄉耕作的意愿普遍較低。這些現實問題，也正是我從政策層面提出建議的出發點。

近年來，長江大保護成為一項極其重要的國家政策，其中全面禁漁——即十年內禁止在長江流域進行捕撈——是一項關鍵舉措。然而，政策執行中也出現了一些未曾預料的生態問題。例如，近期有生態學者在宜昌江段觀察到，某些頂級捕食性魚類（俗稱“吃魚的魚”）的數量急劇增加。在以往，人類捕撈活動客觀上控制了這類魚群的規模，維持了某種生態平衡；而如今，由于全面禁漁，這些物種缺乏人為干預和天敵制約，種群快速擴張，反而對其他魚類乃至整體水域生態造成壓力。

同樣，某些水域的植被系統也出現變化。以草海為例，禁漁后由于缺少對食草魚類的捕撈調控，其種群數量增長過多，導致水草被過度消耗，反而破壞了局部棲息地的完整性。

因此，我在相關文章中呼吁，禁漁政策應避免“一刀切”，有必要基于不同江段的生態狀況實施差異化、精細化的管理策略。我們不應只聽某一學科專家的意見。科學家往往強調自身研究領域的重要性，而政策制定卻需綜合多方視角。正如搞旅游不能只聽取旅游學者的觀點，環境保護也不能僅依賴生態專家。若地方政府僅側重環保方面的建議，而忽略漁業、社會經濟乃至文化傳統的多元聲音，政策執行就可能偏離實際，甚至引發新的生態或社會問題。長江生態治理，必須站在系統思維的高度，尋求科學、平衡與可持續的路徑。

因此，在推進長江大保護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科學、全面地理解“不搞大開發”的戰略內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不搞大開發”并非意味著完全不開發，而是要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此前，宜昌地區取消了所有碼頭的做法，在我看來并未準確把握這一原則——保留部分碼頭實際上是必要的，因為沿岸許多民眾的生計依賴于碼頭經濟，一刀切地關停反而可能影響百姓生活與社會穩定。

同樣，在長江流域適度開展旅游與體驗活動也具備合理性。例如，允許小型漁船在江面運營，吸引國內外游客來三峽地區游覽，并采用傳統人工捕魚方式（如使用漁網），且只捕撈符合規格的大魚、及時放流幼魚，這樣做并非以漁業生產為目的，而是側重于休閑體驗與生態教育。我認為，這類活動本質上并不違背長江大保護的宗旨。關鍵在于建立科學規范的管理機制，嚴禁電魚等破壞性手段，強化對捕撈規模、方式與物種的監管，從而實現生態保護與文旅發展的良性互動。

總而言之，長江大保護應是一項系統性、精細化的工作，應在嚴格落實生態紅線的前提下，探索人與自然平衡共生的可持續發展路徑。宜昌作為三峽門戶，更應科學理解、積極實踐“保護中發展，發展中保護”的深層要求。

在當前推動三峽峽區旅游發展的過程中，僅依靠游船觀光顯然是不夠的。宜昌擁有眾多極具潛力的峽谷資源，我建議可積極探索開發懸崖酒店等創新型業態。近年來，張家界等地已出現一些極具創新性的體驗項目，例如依托鋼索結構懸挑于空中的住宿平臺，在充分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為游客提供一夜“懸浮于天地之間”的獨特體驗，甚至還可通過專業走鋼絲等方式進行送餐服務。這類極具探險性與話題性的產品，盡管定價較高，但仍存在相應的市場需求。

然而在目前政策環境下，宜昌如計劃推動懸崖酒店、水上旅游、有限制的生態捕魚體驗及低空游覽等項目，仍面臨一定難度。因此，我建議通過科學家群體、專業論壇等多方平臺，整合環保、生態、旅游、工程、建筑等多領域專家力量，共同開展針對長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并行路徑的系統研究。“保護”與“發展”并非對立，而是應當協同推進的兩大目標。我們堅決反對“一刀切”的簡單管理模式，倡導在科學評估和嚴格監管的基礎上，積極探索長江生態保護與水上旅游、低碳體驗等和諧共生的創新機制。

在宜昌推動峽區旅游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擁有眾多可深入挖掘的方向：不僅可以建設懸崖酒店、懸崖咖啡館和懸崖觀景臺，打造一系列極具吸引力的高空體驗場景，還可構建沿江風景道、開發低空飛行項目，并恢復古老纖道，讓游客沉浸式體驗拉纖這一傳統人文活動。例如，可設計“拉纖挑戰計劃”，參與者完成數公里拉纖體驗后可獲得認證證書，累計一定里程更可享受景區門票減免或免費停留多日的優惠，從而增強游客參與感和停留意愿。

我們堅信，宜昌完全有能力打造成為世界級峽區旅游目的地。通過構建國際交流平臺、攜手相關國際組織，并持續創新峽區體驗產品，能夠將豐富的地方文化資源——尤其是深厚的“地方書寫”傳統——轉化為可感知、可體驗、可共鳴的旅游內容。

作為中國旅游協會地學旅游分會，我們愿與宜昌及全國各類峽區旅游目的地共同攜手，整合多方力量，推動峽區旅游朝著科學化、國際化、可持續發展的方向邁進，共同將中國的峽區旅游事業提升到新的高度。我的發言到此結束，謝謝大家。